当当事人基于真诚的反思而以一种对现存习惯和传统的功利主义证明来回答上述问题时，这种含义并不会被误解。当事人可以论证：他按照忠诚于民族和传统的情感而行动是有益的，比如，这样做有益于大家普遍的幸福和国家的稳定。另一种替代性的做法是，可能从不公平出发来提出论证：比如说，认为正义要求［国家］应该通过支持少数民族传袭下来的风俗习惯，来保护和支持他们。这种证明可能会诉诸某种一般的正义原则，该原则与一般的功利原则相应。本书最后两章的论题是，这种预先假定的含义有时候可能会被误解，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这类从解释到通过一种诉诸一般道德原则的论证来求得证明的过渡；有时候，证明并不是建立在这种合理结构——即以功利和正义这对孪生原则的形式化为其基础的合理结构——之上的。证明的建立不在于达成一般原则的论证，而在于对各种历史实在和康德称之为人类学的那种因果关系的复杂排列的具体说明（specification）。证明也不是建立在那些特殊风俗、习惯和实践的功利性之上，一般地说，甚至也不是建立在拥有某些这类风俗、习惯和实践的功利性之上。证明建立在下述事实之上：即这些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实践已然成为主体之生活方式的一种本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