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怅然至极，何处才是归路？追随孙中山十多年，蓦然发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环顾当时的中华，兵燹四起，军阀混战，全国一盘散沙。北京城里，一个个军阀粉墨登场，一会儿红脸儿，一会儿黑脸儿，一会儿白脸儿。泱泱华夏，究竟是谁家之天下？时隔多年后，垂暮之年的董必武向秘书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
1919年五四运动时，我从鄂西到上海。这时李汉俊（湖北人）从日本毕业回来，李住在我的对面，詹大悲住在我的旁边。我住在上海一个湖北××会所。李汉俊经常跟我闲谈社会活动情况，有人说俄国是过激党讲不得，马克思主义的书看不得。当时有股劲，你说看不得，我非看不可。我们就想法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到我们国家的革命，我们过去与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控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研究俄国的方式。李汉俊告诉我一些俄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资本主义，我们也弄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