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人们对一个陌生民族的认识总是从这样两个方面开始的：他们在哪些地方和我们不同？他们又在哪些地方与我们相类似？并且从这两个方面予以或褒或贬的评价。具体到西方对西藏的认识过程，欧洲人首先接受他们熟悉的东西，例如藏人宗教生活与天主教教会的某种类似。其次，他们对西藏与他们自己的不同点或者贬为愚昧、落后，或者将他们作为那些在西方已经失落了的东西的化身而加以褒扬。与此同时，西方西藏形象的形成还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亚洲与欧洲相对立的两极之中。欧洲将自己定义为理性的、启蒙了的、明智的、善讨论的、主动的、科学的、民主的等等。而亚洲则正相反，是非理性的、未启蒙了的、重感性的、他们对对立面听之任之、被动内向。政治上独裁专制，只有绝对的暴君和俯首帖耳的臣民。而西藏的神权统治在欧洲人眼里自然而然地成了中世纪的残余。在东方与西方（West and East，Occident and Orient）之间被历史性地、而非理性地建立起了一种两极对立的关系，一种圣洁的和被玷污的、根本的和派生的、神圣的和妖魔的、好的和坏的对立关系。这种两极对立的游戏在西方认识西藏这个具体实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