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话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的确解决了当下一些大众文艺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提高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力，与此相关的论文因此还成了2005—2006年转引率较高的论文。[24]然而，由于诸种原因，这一话题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术论争。论争本来是很正常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论争过程本身夹杂了一些误会。其一，让那些不习惯科学反思而喜欢心性体验，并甘于受意识形态屏蔽的文艺学人，误以为反思研究是要取消人文追求和放弃审美的自主性世界。其二，让那些习惯场域位置结构者误以为反思研究是有意颠覆和无理解构。诸如此类的误会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平心而论，误会主要是知识的不对称所致。因为如上所述，反思性文学理论已然超越了那种将问题仅打发给意识形态，或只做一种纯心性式的批判的简单做法，而是要科学分析，从而获得较理性的阐释和有限度的改变，但误会者以为反思性文学理论者是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和人文价值方面肯定这一现象。为此，陶东风只好特意做出申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学、文艺学对象与方法的调整绝对不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价值上的认同。关注一个对象不意味着赋予它合法性，而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对象的前提是把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25]也就是说，他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为了科学的需要，为了学科自主性的需要。[26]至于第二种误会，这也许有点难以申辩，因为正如布迪厄创作《学术人》一样，它必然会引起这种决裂，必然会让场域的位置发生一定的调整，必然会让人不舒服。但只要能同情式地理解反思性文艺学的旨趣，就会更多地意识到反思型知识生产主体恰恰是在维护一种知识场域的自主性，而且其自身也是被反思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