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天我整个人全傻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只记得我在家门口抱着我弟弟，软弱得像醉汉抱着一棵树。
芳子在很多天以后告诉我，你那天的身上全是土，你抱着你弟弟的样子就像一个小孩抱着一包糖。
一天，金高上来告诉我，他约了董启祥和常青，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喝一场。
我说，好，正好我也要跟祥哥谈谈以后的发展，可别跟涛哥似的，玩儿起来就刹不住车。
很奇怪，我老是有这个预感，感觉涛哥快要完蛋了，他肯定会死，不是被人杀了，就是被法院判了死刑。那天跟五子他们喝酒的时候，我闷闷不乐，仿佛看见涛哥的背后插着一根白得刺眼的亡命牌，名字上面打了一个血红的叉叉，我甚至看见我也站在涛哥的旁边，背后也插着一根亡命牌，只是名字上打没打叉叉模糊不清。从济南回来，我对金高说，涛哥越来越神经了，他已经那么有钱了，资产恐怕都上亿了，还那么疯狂。金高说，人就这么个熊样儿，就像一个做贼的，刚开始觉得偷—次够吃的就行了，够吃的以后就想，我再偷一次，买个老婆巧玩，买上老婆了，又想，再偷一次，买套房子住住，房子也住上了，他又想，再偷一次吧，买辆车开开……这样循环往复，最后不是被人打死，就是被抓进监狱，这就是人性啊。金高说的还真有道理，联想到我自己，我何尝不是这样？脑子迷糊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