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把高敬亭当年的反对东进离开皖中上升到抵制王明路线的高度，并且编造了高敬亭在长江局会议上反驳王明讲话的言论，这是转念一想就能弄明白的好心的“编造”。王明当时仍是党的领袖，他的报告当时很有影响力，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党内还没有分辨出谁对谁错，只是从正面肯定一些东西。大家都在探索第二次国共合作之路，共产党如何在抗战中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然后达到最高纲领。有的文章只讲高敬亭对国民党的“抗命”而不讲国共合作背景下的“遵命”，这是既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又缺少辩证唯物主义，必然把历史面貌弄得矛盾百出。
传达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家就贯彻意见争论了一番，决定等叶军长来后再说。最后部署工作时，安徽工委还说，广西派廖政权是进步政权，这为大别山形势基本特点，要帮助桂系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共同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人认识到这样说有什么不妥，结果都同意了。
合肥东部地区的青龙厂，应该是高敬亭新的指挥中心，是他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可是他放弃了。当四支队各路部队于1939年3月刚由舒城地区东进到合肥东北众兴集一带时，他又带着九团、教导大队和特务营、警卫部队返回原四支队出发地舒城，因口腔大量出血他仍留在舒城东、西港冲，又一次搅乱了部队的行动。高敬亭自己也想象不出，时代的旋涡将把他拖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