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却是按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创造出来的，而且在这个世界上，良心决疑论的问题是最具悲剧性的实践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实际的可能要比人们所需求的一切狭小得多；而且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拮据，而我们只有通过实现部分理想才能克服这种拮据困境。除了把善想象为特定时空中与某种其他的想象性善相互竞争比较的东西之外，我们很难想象有别的什么善。每一种欲望的目的本身对其他欲望的目的都具有排斥性。一个人是应该抽烟喝酒，还是应该保持其正常精力？他不可能两者兼顾。他是该喜欢阿米莉亚，还是该喜欢亨里埃塔？其实这两人都不是他心中的选择。在公共事务中，他是该具有一种可爱却老迈的共和党精神，还是该具有一种质朴天真的精神？他也无法两者兼得，如此等等。所以，道德哲学家对服膺不同层次的理想之正当范围的要求，完全是实践需要的结果。一个人必须放弃理想的某一部分，但他需要了解该放弃哪一部分。这是一种悲剧性的境况，而不是他不得不处理的纯反思之谜。
我们生在一个其理想秩序已被广泛确定的社会之中，由于这一事实，我们现在对于哲学家使命的真实困难还盲目无知。如果我们服膺习惯意义上的最高理想，我们所抛弃的其他理想或者会死亡，同时也不会再纠缠我们；或者，它们起死回生并控诉我们对它们的谋杀，控诉每一个为我们对它们的充耳不闻而喝彩的人。简而言之，我们的环境并不鼓励我们成为哲学家，而只鼓励我们成为参与者。然而，只要哲学家执著于他自己的客观性理想，他就不能不考虑他所听到的任何其他理想。他对自己直觉偏好的执著必然终结于充分真理的多重性，对此他是有信心的，且这信心也是正确的。据说，诗人海涅在题为《历史中的上帝》一诗的作品复印件上，将原稿上的“Gott”（德文“上帝”）改为“Bunsen”（德文“钱袋”），将原来的那句“历史中的上帝”改成了“历史中的钱袋”。现在，即便我们对那种善良而博学的大财主不抱任何不敬，难道我们就不能有把握地说，任何一位哲学家，一旦他试图将他自己的秩序观念施清欲望咆哮的暴民——每一种欲望都在为其执著的理想而奋力争取呼吸的空间——之中，他就必定会成为——无论他的同情有多么广泛——道德世界史中的这样一个钱袋吗？正是这类最好的好人不仅必定会对许多善麻木不仁，而且也必定会对许多善表现出荒唐可笑的和与众不同的麻木。作为一名斗士、一位正在为其所感受到的各种善不至于被生活之外的东西所淹没或遗失在生活之外而赤手空拳战斗着的斗士，哲学家就像所有其他的人类一样，也处在一种自然的立场上。但是，当我们把芝诺和伊壁鸠鲁、加尔文和佩里、康德和叔本华、赫尔伯特·斯宾塞和约翰·亨利·纽曼不再当作那些具有特殊理想和片面性的勇士，而是把他们作为决定所有的人必须思考什么的校长时，一个讽刺作家还能希望有什么更稀奇古怪的主题供他练笔呢？与这些人用他们梳理整齐的体系内容来代替所有人类都在为使其重见天日而痛苦不堪呻吟不止的丰富多样的善之举动相比，帕廷顿夫人用其金雀花来阻挡北大西洋涌涨的海潮这一传说倒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奇观了。进而，如果我们把这些个体性的道德学家不再设想为纯粹的校长一类，而是把他们设想为具有一种暂时的权力、且在每一种具体的冲突情形中具有命令哪一种善该抛弃哪一种善该幸免于难的权威性的主教，那就真的是一种让人吃惊的观念了。只要一想到有某位道德学家正在行使着这种决定生死的权力，人们所有沉睡着的革命性直觉便立刻会苏醒过来。混乱无序永远比一种建立在任何哲学家闭门造车式的规则基础上的秩序要好，哪怕这位哲学家可能是其部落中最有见识的成员。不！如果哲学家想要保持其公正的评判立场，他就必须在争论中永远保持公允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