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做的伦理—政治选择是，确定什么是主要的危险。比如罗伯特·卡斯特尔对反精神分析运动历史所做的分析（《危险的控制》）。我完全同意卡斯特尔所说的，但是却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精神病医院比反精神病学更好。我认为做这很值得，因为危险就是这些医院。现在的危险不是同样的了，这一点非常明显，比如，在意大利，人们关闭了所有的精神病医院，并且那里现在有许多诊所。不过这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我认为人们应该做的就是质疑、永远地质疑。阻碍思想的是或明或暗地接受一种质疑的形式，并且寻找一种可以代替他所接受的答案的答案。然而，如果思想之作用有一种意义的话，有一种不同于对各种机构和法规进行改革的意义的话，那就是从根本上重新触及人们质疑他们行为的方式，比如他们的性行为，他们的惩戒活动，他们看待疯子的态度等。人们有时把这种质疑的努力看作是一种“反改革主义”。这种对改革的反对是建立在认为“没有任何东西会改变”的悲观主义之上的。实际上却完全相反，人成为一个思想的存在者，在其最不引人注目的活动中都是一个思想的存在者就正是由于此，而思想不是使我们相信我们所想的，也不是接受我们所做的，而是使我们预见到所有常规中的危险，以及质疑可靠的东西。思想的“乐观主义”，如果我们想使用这个词的话，就是知道并不存在一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