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有弄错，摩尔教授是从“正当”可分析为“产生最大可能的善”的命题，过渡到这一命题的。在《伦理学原理》中，前一个命题被采用，例如：“这种关于‘正当’的用法，即用来表示作为手段善而没有说明作为目的是否也是善的用法，实际上是我将用来定义该词的用法。”［13］“断言在某一既定时间里，某组行为是绝对正当的或绝对义务性的，这无疑等于断言从事这组行为比从事其他行为将使更多的善或更少的恶存在于世。”［14］“问哪种行为是一个人应当去做的或哪种行为是正当的，也就是问，这些行动和行为将会产生哪种结果……我希望首先指出的是，‘正当’不能意味其他任何东西，而只能意味‘一善结果的原因’，因而‘正当’一直是与‘有用’同义的……声称‘我在道德上必须去从事这种行为’与声称‘这种行为将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最大可能限度的善’同义，以上这些已经被概要地指出了……但是下面一点仍是重要的，即：坚持这一基本观点是明确无疑的……因此，我们的‘义务’只能被定义为这种行动，它将会比其他可能被选择的行动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更多的善。这样，什么是‘正当’或‘道德允许的’仅仅在此点上存有差异，即，什么行为将比其他可选择的行为不会产生更少的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