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的资产者无疑远不及18世纪的资产者；但是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11]
由此可见，托克维尔认为中世纪法国贵族与资产者，上层阶级与下层人民之间的关系要融洽得多，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相互依赖。
法国旧制度的发展扭曲了不同阶级、团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里需要指出，所谓旧制度是相对大革命而言，而对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来说，它是一套新制度，一个令法国走向绝对主义、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制度。中央集权则是托克维尔反复提及、不断鞭挞的对象，依他之见，这一体制是催生阶级隔阂的主要原因。首先，中央集权的发展剥夺了贵族在地方上的领导权，使乡村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庇护和依附关系松弛甚至破裂。其次，君权的加强导致自1614年至大革命前夕全国范围内的三级会议停止召开，从而使贵族和资产者失去了在公共生活中相遇的机会，“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济的需要”，到18世纪这两个仅“在私生活中偶尔相遇”的阶级已经成了敌人（125页）。最后，在推行中央集权体制过程中，特权体系充当了润滑剂，而这套体系令法国社会更加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