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顿回顾社会学的发展经历时说，早期社会学受19世纪哲学家创立总体体系风气的影响，比如康德、黑格尔和谢林、费希特的研究都是对事物、自然和人之全部的整体认识的个人探索，社会学如孔德和斯宾塞的研究，都富有“体系精神”，成为范围广大的哲学之一部分，以建立普遍的最终的框架为己任。[4]默顿对已往社会学家拥有的“体系精神”在当下延续产生的效果明确表示疑虑。
这使我们想起，中国近代其实不乏胸怀创构宏大史观勃勃雄心的史家，梁启超在揭橥“新史学”旗帜之始，其历史观念就具备了一种“体系癖”的特征。竭一生之力写出一部体系庞大、贯穿千古的“中国通史”，一直是晚清到民国初年的中国史家萦绕于怀的个人理想。民国闻人梁任公和杨度都曾想撰写一部中国通史而未果，最终撰写通史的任务还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依凭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才得以完成的。其他的例子还有如胡适与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体系的系统建构等尝试。这些努力都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却又遭遇了种种难以解决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