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说，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的罗先生所著《师门五年记》，近年修改的痕迹颇明显，惟作者和编者似均无暇提及。自己的作品当然可以随意修改，但如果说明一下是修改版，并略及何时修改与增删之所在，对读者是有益的。
（原刊《开放时代》，1997年第5期）
[1] 同样文字的记载两见于罗先生的《胡适琐记》和收在《胡适研究丛录》中的《关于胡适的点滴》。
[2] 王汎森：《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载《当代》（台北），第九十一期（1993年11月）。
[3] 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载《读书》，1995（9）。
从历史记忆看陈寅恪与乾嘉考据的关系
时代的变迁往往影响人们对历史上人与事的观感。钱锺书先生注意到，对于人事的“后世定论”很可能与“当时公论”不同，如梁简文帝对谢灵运的评论就“似是当时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他并注意到：“梁文之有江淹、刘峻，犹宋文之有鲍照，皆俯视一代。顾当时物论所推，乃在沈约、任昉；……及夫世迁论定，沈、任遗文中求如《恨》《别》两赋、《绝交》广论之传诵勿衰者，一篇不可得。”[1]不过，世迁然后论定也是相对的，更要看对什么人而言。对文学评论家来说，“后世定论”或可为准；对史家言，则把握“当时公论”显然更为紧要。读史者稍不谨慎，即容易受“后世定论”之影响，而忽略“当时公论”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