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聚义”是《水浒传》中的重要篇目，也是好汉们创建梁山大业的第一次“壮举”。那天晁盖与吴用商议，找几个人来智夺“生辰纲”。吴用说：“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天，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生共死。”这里的“义胆”绝不可理解为“正义的胆量”，它的意思是“做危险的犯法勾当的胆量”。后来，吴用动员阮氏三雄入伙时说的话，为这个“义”作了注解：“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图大家一世快活。”“生辰纲”固然是不义之财，但是好汉们取来只为自己快活也169离正义很远。
再说伦理。义和利是连体胎儿，因此，作为伦理问题之一，“义利之辨”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题目。
“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利”指的是利益或功利。先秦哲学或主张义利统一（如《易经》《墨经》），或主张义利对立（如孔子、孟子），或主张舍义取利（如法家的韩非）。董仲舒则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理学家则认为：“大凡出义用入利，出利则入义。”（程颐）反理学的则要求义利并重：“正其谊（义）以谋其利，谋其道以计其功。”（颜元）不管是什么主张，道德（义）与利益（利），总是难分难舍。古典名著中的义当然不能例外。它要么与社会利益、民族利益、民众利益连在一起，要么与一家一姓或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与前者相关的义就是社会道德，与后者相连的义则是集团道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古典文学都具有当代性。我们改编名著当然要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弘扬前者，贬抑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