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斯和许模克两人的性格与感情，都有德国人那种婆婆妈妈的孩子气：例如爱花成癖，爱一切天然景致，在园子里砌些玻璃瓶底，把眼前大块文章的风景，缩成了小规模来欣赏；又如探求真理的脾气，使一个日耳曼学者穿着长筒靴，走上几百里地去寻访一点事实，而那事实就在院子的素馨花下，蹲在井栏旁边瞅着他笑；再如他们对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需要找出一个形而上的意义，从而产生了李赫特那种不可解的作品，霍夫曼那种荒诞不经的故事，和德国印行的那些救世济人的巨著，把芝麻绿豆的问题看作幽深玄妙，当作深渊一般的发掘，而掘到末了，一切都是德国人的捕风捉影。
两人都是旧教徒，他们一同去望弥撒，奉行宗教仪式，可是跟儿童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向忏悔师说的。他们深信音乐是天国的语言，思想与情感还不能代表音乐，正如语言的不能完全表达思想与情感。因此，他们之间拿音乐来代替谈话，一问一答，可以无穷尽的谈下去；而所谓谈话，无非像情人似的，加强自己胸中的信念。许模克的心不在焉，和邦斯的处处留神，正好是异曲同工。邦斯是收藏家，许模克是幻想家：一个忙着抢救物质的美，一个专心研究精神的美。邦斯瞅着一只小瓷杯想买，许模克却在一旁擤着鼻子，想着洛西尼，裴里尼，贝多芬，莫扎特的某一个主题，推敲这乐句的动机是什么一种情操，或者它的下文又该是什么一种情操。许模克的理财原则是漠不关心，邦斯是为了嗜好而挥霍，结果是殊途同归：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两人的荷包里都一文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