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八年，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尉迟敬德因座次在李道宗之下，怒殴道宗，几至伤目。太宗以史为鉴说： “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
唐太宗曾在《金镜》里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暴敛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爱国之主也，乐民之君也。”
唐太宗接受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想做治民之主，乐民之君，故十分强调克己寡欲的君道史观。贞观初，他曾对大臣说：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唐太宗的“存百姓”与“正其身”的君道观的特点是，尽量缩小君民之间的对立，强调指出两者之间互相依存的一面。
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的自身能否克己寡欲，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最后立足于君贤。这种观点虽然夸大了君主个人的作用；然而，它又承认君主的安危、王朝的兴亡是依存于民心的向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