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对于这类身分问题，看重的或许更是后人，尤其在清代表彰明遗民的活动中。彭士望说陈恭尹因交游广阔而“为人所訾謷”，陈氏的态度是“任之”（《赠北田四子序》，《树庐文钞》卷六）。即使不能超然于毁誉之外，伯子对于自己身后是否能入遗民录，未必真那么在意，尽管他确也曾反复陈情，申述他“应世”的不得已。伯子有诗曰：“海国干戈正未休，书生仗策几时投。伪朝李密惭忠孝，江左夷吾老寇雠。”（《署中月夜登楼怅然之作》，《魏伯子文集》卷八）伯子的心事，也惟在诗中，有曲折的透露。
在事后的追述中，伯子的选择被一致解释成了作为长子，为了宗族利益的牺牲。这一解释被不断复述，证明了诸子对问题的严重性的了解。他们说，伯子的作为，有大不得已者。那时宁都局面混乱，即使如易堂这样“结砦而居”者，也“科重饷，祸且不测”，正因了伯子“独身冒险阻，任其事，屡濒于危”，翠微峰才得以保全，自此，隐居的诸子及族人亲戚，“倚伯为安危者三十余年”（《先伯兄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据邱维屏所辑《魏徵君杂录》，“三魏”之父魏兆凤当初也并不反对长子的游幕，只是当“长子偶得当事所馈金，进以奉”时，这父亲“坚不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