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以儒学的“致用”精神来融通汉学和宋学。传统儒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实用性。无论是先秦时的孔孟，还是后来的程朱，都强调治学的“致用”意义。汉宋学调和论者便据此揭示汉学、宋学所包含的“致用”精神，试图使之调和。“精研汉学，服膺宋儒”的陈庆镛从儒学的实用性出发，看到汉学、宋学的一致性。他说：“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14]曾国藩进一步阐述了汉、宋学在“致用”性方面的内在联系。他把汉学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把宋学宗旨提炼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在基本精神上是相通的。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钧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15]他还认为，“即物穷理”，也不是朱熹的发明创造，而是古来圣贤共同遵循的治学原则。他说：“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16]在他看来，汉学讲的“实事求是”，宋学讲的“即物穷理”都贯穿着传统儒学的“力行”“致用”的务实精神，是二者调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