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鲁奇不懂德语，就用法语问他。沃尔佐根走上前去帮助自己的上司（他的法语不好），给他翻译普弗尔的话，勉勉强强能跟得上他。普弗尔快速地证明说，一切——不仅是已发生的一切，包括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中都预料到了，如果说现在出现了困难，那么所有过失都在于计划没能得到准确的执行。他不停地嘲笑，反复地证明，最后终于轻蔑地停止了自己的证明，就像数学家不再用各种方法去验证已被确证的题目一样。沃尔佐根继续用法语阐明他的思想，偶尔问普弗尔说：“是不是这样，阁下？”普弗尔就像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打起自己人来了，朝沃尔佐根生气地喊道：“好了，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保鲁奇和米绍两人用法语向沃尔佐根发难。阿姆菲尔德用德语问普弗尔。托利用俄语为沃尔康斯基解释。安德烈公爵听着这些，默默地观察着。
在这些人中间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是那个凶巴巴的、果断而又自信得不可理喻的普弗尔。显然，他是所有在场人中唯一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不对任何人抱有恶意的人，他只希望一点：把按照他多年心血得出的理论制订的计划应用于实际。他是可笑的，他的嘲讽也令人不快，不过同时他对思想的无限忠诚又令人尊敬。此外，除了普弗尔，其他所有发言人的言论都有着一八○五年军事会议上所没有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对拿破仑天才的恐慌，虽然大家都在掩饰这种情绪，但它在每个人的发言中都流露出来了。在他们看来，对于拿破仑来讲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会从所有方向发起进攻，彼此用这个可怕的名字来推翻对方的假设。似乎只有普弗尔认为，拿破仑也像一切反对他的理论的人一样是野蛮人。不过除了尊敬之外，安德烈公爵还觉得普弗尔很可怜。从众朝臣对他讲话时的语气，从保鲁奇能在皇帝面前说出的话，主要还是从普弗尔本人脸上流露的某种绝望表情来看，显然大家都知道他离失势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虽然他很自信，有着德国人的那种喋喋不休的讽刺，但是他那梳理整齐的鬓角和脑后翘起的一绺绺头发的样子还是很可怜。看来，对于能在大规模实验中检验，并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的唯一机会从他身边溜走这件事，他感到很绝望，尽管他在用愤怒和轻蔑掩饰这一点。